云南快乐十分开奖查询
     單位信箱:[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姚劍:中國文化初探 線性原則 網狀結構
發布時間:2019-01-01 19:50   來源:未知   作者:whl1
【瀏覽次數: 次】 【字體: 】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中國文化初探:線性原則  網狀結構
 
——中國文化特征初探
 
姚劍
 
  我一直有一個感覺,以為要尋找中國文化特征性的蹤跡,不能僅僅糾纏在中國文化的本身。這是因為如果缺乏與其他文化的比較,找來找去,找到的卻是共同點。那樣的話,就不是中國文化的特征。本文所謂的線性現象,僅僅在于提供一種思考方式,與邏輯學中的線性思維雖有一定關聯,但從根本上說是兩碼事。因為直到寫作本文開始,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還僅僅停留在現象的層面。
  從繪畫說起
  最早讓我想到這個問題的起因是中國的繪畫。人類早期的繪畫當自巖畫始,巖畫不獨中國有,世界五大洲都有。歐洲的巖畫集中在地中海附近,地中海是歐洲文化的搖籃。中國的巖畫分布很廣,遠到邊陲,近在中原,都有巖畫的蹤跡。所有的巖畫都是線條構圖,類似中國畫的白描。雖然從藝術的角度來看,這些線條不免幼稚、簡單、無規則甚至笨拙。但是它們都是早期人類的天才之作、繪畫藝術的濫觴。中國繪畫美學史的研究者都把南北朝作為中國畫的形成期。這些研究者認為,此前中國的繪畫不具備獨立的藝術品格,只是建筑、器具、服飾以及宗教的附屬品,而從南北朝開始,從顧愷之開始,中國畫才作為獨立的藝術出現。作為狹義的中國畫概念,這樣理解自然有一定道理。從廣義的角度來說難免失之偏頗。如果說從巖畫開始研究中國繪畫有點遙不可及,那么仰韶文化彩陶上有規則線條勾勒的精美圖案就不能被忽略。中國畫是線條的藝術,這種品格至今依然是中國畫最主要的特征。中國山水畫有一技法叫皴,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線條表現物的形狀、質感和明暗。西方繪畫的基礎當然也是線條,素描就是從線條開始的基礎訓練。西方繪畫發展到油畫,已經跳脫出線的藝術,成為面的藝術、光的藝術。油畫是顏色的調和和光的對抗,而中國畫是線條的平衡和韻的內斂。這在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畫家列奧納多·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和中國南北朝時代畫家顧愷之的《洛神賦圖》中表現得非常典型。中國畫的核心不求形狀的惟妙惟肖,而是神韻的呼之欲出。以有形 之線條表現無形之神韻,這才是中國畫的妙絕之處。六朝繪畫講究神韻,宋代繪畫崇尚荒寒,元朝繪畫追求逸氣,明朝繪畫體味禪意,清朝繪畫鐘情空寂,畫的靈魂都在精神層面。而西方油畫傳統講究寫實、透視、比例。由此,我想,中國畫是在中國文化氛圍里發展起來的,由中國畫的線的藝術特點出發,可否從中一窺中國文化的“全豹”呢?
  文明之路
  道的原始意義是路。道路有兩個明確的特征:一是有目的的線性延伸。二是有規矩的條件限制。這兩個特征似乎也可以成為中國文化的特征。前者表現在中國文化的線性繼承,后者表現在中國文化的規范意義。
  馬克思論述世界古代文明的起源時,特別看重大河流域的作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古巴比倫文明,尼羅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和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這是事實。古代人逐水而居是情理中的事情,比如古埃及人就靠尼羅河而形成了灌溉農業,喜馬拉雅山融雪為印度平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水源。但是在中國古代,文明的孕育未必是僅僅是靠大河。據說中國現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有三千多處,其中多數不在大河大江附近,而是依靠相對平緩的小江小河。山西夏縣的西陰遺址是中國考古學家李濟之先生1926年獨立發掘的第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這處遺址就遠離黃河。時間再久遠一些的北京猿人遺址也遠離江河,十幾萬年前的丁村遺址靠近的是黃河支流汾河,山西沁水縣的下川遺址更是在深山老林中。相對海洋,河流本身雖然也是一種線性的存在,但是中國古文明的發育所依賴的不是大河流域的灌溉農業。黃河百害,唯富一套,而河套地區的灌溉系統是在漢代才形成的。長江黃河最大的作用大概只是泄洪。所以,中國文明的發育與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沒有像尼羅河與埃及文明那樣的必然的因果關系,而與小的河流聯系更為密切。在中國北方最早被馴化的谷物是粟,地點在今天太行山脈的高坡之上,距今大約6000年左右的炎帝時代。粟是旱地作物,不依賴灌溉系統。在中國的南方則是稻,中國最早的野生稻產生于湖南湖北交界處,不是靠長江流域的水來灌溉,而是靠豐沛雨水積累的塘水。中國文化是在一個一個的點上成長起來的,點與點之間的聯系靠道路,都市、村邑,甚至田間都被道路聯系成一張網。道路是文化傳播、經濟運轉和戰爭兼并能夠進行的前提。西周滅商以后,鎬京到中原的大路通暢,商朝的主要城市和重要的戰略要地都被西周軍隊占領,這種占領僅僅是一種點的占領。在各主要軍事據點之間還有許多土著民族的部落存在,這些沒有歸化的部落依然活躍在網眼之中。他們的文化雖不占主流,在條件成熟時甚至可以顛覆主流文化。西周后來東遷,就是因為狄戎軍隊攻入了首都鎬京。具有線性特征的道路對于中國文化的傳播、融合和激蕩有著重要意義。秦朝是中國歷史上大規模整飭道路的時代,從秦國首都咸陽到全國各地都有統一規制的秦道。往北即由今日的西安可以直達今日的河套地區,往南直達今日的番禺。秦朝可以把主權宣示到番禺和草原,而實際上,即使在秦道附近,很多土著民族依然我行我素,與秦朝并沒有主從關系。秦朝的擴張是線的延伸,而非面的征服。西方殖民者到了東方以后必定要想辦法占領一塊土地,然后以點為基礎進行面的征服。明代鄭和浩浩蕩蕩不計成本帶領幾萬人馬七下西洋類乎線性旅游。中國有古代最大規模的航海實踐,但中國終究沒有成為海洋國家,鄭和之后明朝就頒布了禁海令,最終文明的根基又回到陸地的道路上。
  道路的引申意義
  春秋時代,道被賦予哲學的意義。在老子那里,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所謂道生一,就是說由道而產生了一個天地不分的混沌世界。然后混沌世界分為天地,此謂一生二,然后有了萬物。而在西方,只有上帝才是創世紀的神。中國文化的道與基督文化的上帝在創造世界的功能上有共同之處。但在孔子那里,道就沒有這些玄妙創世的功能,孔子的道就是實現仁的途徑,就是恢復禮的圭臬。孔子學說深入人心,中國人對道只有理性仰止,沒有感性崇拜。如果說道家和儒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條線,那么其關注的重點即是人和自然的社會。從這一點上可以說,儒家是“社會”主義的,而道家是自然主義的。中國有“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說法,把道與德聯系起來。道講究的是目的性,而德則講的是規范性。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無規矩不成方圓,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文化的線性繼承關系很清晰。以五千年文明而論,夏文化直接承接堯、舜時代,堯、舜又與炎黃文明相承接。早期夏文化規模不大,可能就是晉南和豫西一小塊地方,幾十個部落。而后漸漸擴張到今日的河南北部,與商文化疊合。商湯革命以后,夏文化就完全融入商文化之中。許倬云先生認為,具有龍山文化特點的山西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是仰韶文化和紅山文化融合碰撞的結果,同時還帶著明顯的大汶口和屈家嶺文化的影子。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有疊合,從出土的黑陶可知一斑。龍山文化是多種文化的集合體,也是后來中原文化的主體。西周以后的情況比較清楚,春秋經過諸子百家爭鳴,才有漢代武帝的獨尊儒術,延綿兩千年。我在與余秋雨先生討論中國文化的特性時曾經說過,儒、道兩家是中國文化的兩道澎湃洪流。這兩條線很明確。儒家是世俗的,用以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線性的。天地君親師,都是線網上的一個點,點與點之間不是平衡的關系,而是從屬關系,或靠宗法血緣為連接線,或靠權力與師承為連接線,由這樣的線組成社會的網絡。道家是山林的,用以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也不是平行的,中國人很早就有自然崇拜的傳統,大者崇拜天地日月星,小者崇拜獅虎牛羊馬。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敬畏。這樣就涵蓋了人與自然的兩個方面。儒家這條線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面占著主流地位,在廟堂叱咤風云;道家這條線在文學藝術領域始終處于翹楚地位,在民間延綿不絕。這也是世界學術史上的一個奇跡。
  漫散的宗教情緒
  從中國的宗教方面來看,也是散發性的線性傳播,從來沒有像古埃及和地中海那樣被唯一尊神所籠罩。中國沒有西方的創世紀的神,在中國神的譜系中都是功能神,雷公、雨伯、電母都是有具體的工作可司,即使玉皇大帝行使的也是綜合管理者的責任,神界的尊卑秩序與人間一樣。盤古雖然開天地、分陰陽,但盤古在中國神的譜系中不是創世紀的神,按說盤古開了天地,應當是最高的尊神,可是盤古沒有凌駕于其他神之上,好像僅僅履行了職務行為。一種說法是,盤古本來就不是華夏民族的神,故而難于列入尊神。東漢時期是個分界線,東漢以前,祭天地的權力在皇帝那里,至于普通人的祭祀可謂五花八門。西門豹那里是祭河神,太行山里祭谷神,天旱時祭雨神,太岳之野祭炎帝,中條山北麓祭湯帝,山東半島祭蚩尤。要么是自然神,要么是人化神。神權的約束力靠信眾的自覺信仰,沒有強制性,中國沒有宗教法庭,中國宗教的戒律只是內部的規章制度。戒律不涉及信仰,處理的問題大多數是俗務,如貪嗔、奸淫、妄語、偷盜、殺生等等。即使犯了戒,也只能靠良心的自省。而在西方,神權凌駕于一切之上,具有強制性、專制性。在神權面前不允許任何人說不。西方是由中世紀的宗教專制經過文藝復興而進入后來的現代民主,是面上的整體推進。中國是從精神相對自由的漢、唐而漸漸走到相對專制的宋、明,到了清朝,專制就達到了極點,是線上的環環相扣與加碼收縮。極而后反,到了清末期,封建網線每一個節點都開始松動,才有二十世紀初葉的民主運動。中國的民主運動是鴉片戰爭以后的泊來品,起初或許不是有意識的引進。如曾國藩搞洋務運動,不是為了國家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初衷是為了強化封建專制的力量。這就是洋務派所標榜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以,西方文化不是鋪天蓋地而來,而是適應中國文化的特點,由通商而宗教而技術而思想,線一般如絲如縷,終至匯成一股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現代潮流。
  專制的線條
  我們還可以從政治層面來看中國文化的線性原則。
  秦朝以后的中國實行的是郡縣制,錢穆先生稱之為郡縣社會,以區別于春秋以前的封建制。郡縣制并不是秦始皇首創。晉獻公七年(公元前669年),屠殺桓叔、莊伯后裔,晉國遂無公族,郡縣由此而設。秦穆公九年(即公元前65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是在公元前221年),晉公子夷吾(即晉惠公)對秦國使者就談到“君實有郡縣”,這是秦國設郡縣的最早記載。而后,楚、吳等國相繼設置了郡、縣。這一時期郡的地位比縣為低,縣與郡之間并無統屬的關系。晉國大夫趙簡子趙鞅在與鄭國軍隊作戰時的動員令說,大家都要奮勇殺敵,若有軍功,上大夫給封地一個縣,下大夫給一個郡。到了戰國時期,有名可考的最早設置的郡當為魏文侯時的西河郡(吳起曾為西河郡守)、上郡和楚悼王時的宛郡。隨著邊防設郡之地逐漸繁盛,內地的縣逐漸增多,需要建立起更高一級的管理機構,于是就形成了郡、縣兩級制的地方管理體系,郡的地位高于縣的地位。郡守為郡之長,多由武官充任,有征兵領軍之權。至戰國末年,各國郡縣的設立已很普遍,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后將郡縣制推行到全國,開創了中國的郡縣時代。郡縣制的統屬關系業也已確定,郡縣首長均由中央政府任免,上級對下級有督察、命令、罷免之權,這種線性政權組織延續至今。歐洲中世紀情況完全不一樣,雖然也是封建制度,但不是西周那樣大一統的專制體制。中央對諸侯沒有直接指揮權,不是那種一種牽一發而動全局的線性聯系。因為諸侯不是由中央分封而得,相反,中央盟主是由諸侯聯合推舉,一個個諸侯國就是一個獨立王國。情況類似中國的戰國時代,周天子對諸侯國之間的爭斗無可奈何。但戰國是由春秋崩解而來,春秋是由西周式微而成,盡管如此,周王室這條線從幽王到赧王還存續了567年之久。由此也形成中國獨特的宰相制度,皇權與相權的博弈就是這個制度的一大特色。宰相制度形成于春秋,孔子為魯國的大司寇,曾經隨魯定公與齊會盟與夾谷。《左傳》說:“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子相。”再如,《史記》(孔子世家)云:季桓子臨死前對兒子季康子交代“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此時“相”的含義為協助、輔佐,已經居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宰之本意原為卿大夫家丁之頭目,春秋時代大夫的家臣頭目就是宰。宰與相原本有明確的分工,協助大夫管家里的事情為宰,協助國君管國家的事情為相。后來,卿大夫的權勢超過了諸侯,作為家臣宰的權力就牽涉到國家。當年魯國季氏的家臣陽貨,又稱陽虎,雖為季氏家宰,其權力足以影響魯國的存亡。據說孔子因為長相有點像陽貨,在晉、衛邊界差一點被痛恨陽貨的匡人殺掉。一個魯國的季氏家臣讓天下人痛恨,可見家宰權勢熏天。到了戰國時代,便有了宰與相的合一,宰相就成了名正言順的二把手,國家行政的實際管理者。如秦國前期之商鞅,后期之呂不韋、李斯。皇權只有通過相權這條線才能夠貫徹下去,地方大員的任命、調遣、升降、處分,都必須經由宰相之手,所以宰相的權力很大。皇權這條線到宰相為止,以下即是相權的地盤。中央的權力通過這條線一直插到基層,地方的權力有限。西方只是到了近代才有類似的宰相制度,如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到了明代洪武十三年,因為宰相胡惟庸案,朱元璋宣布廢除宰相制度,終明一朝,有清一代,都沒有設置宰相一職。廢除宰相是一種標志,標志中國社會真正進入專制時代。君權與相權相互制約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西方政治結構多為地方自治,像美國各州的法律甚至都不相同,中央政府沒有決定州長人事的權力。如果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中國政治結構像一張用線織成的網罩住天下,而西方政治結構像一堆積木堆砌而成的金字塔。
  溫情脈脈的初衷
  宗法制度也是一條線。宗法制度可能起源于夏代,發展于商朝,輝煌于西周。這是一種以血緣遠近決定親疏的制度。這條線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其意義更為深遠。
西周實行宗法制的初衷是出于軍事需要。周人是夏人的一個支脈,姬姓,其祖先后稷曾經在夏王朝為官。商時,周屬于商的藩國,地處西北的周原。商末,天下動亂,周人乘機起兵進軍中原。周那時尚是一個部族社會,帶兵將領多數為姬姓親屬。周人入商,其實是以小搏大。商朝殘余和各地的土著民族還有相當的軍事力量,為了新生國家的安危,周的軍隊中原平定以后,這些姬姓將領就駐扎在中原各地,負責保衛京畿。周公為國家制定禮樂,包括政治制度實行分封制,當時把這項措施叫做“封邦建國,以藩屏周”。周天子的親屬都封到各地,成為諸侯。諸侯如法炮制,把自己的親屬也封為卿、大夫,負責保衛諸侯國。大夫則把自己的親屬封為士。這樣,全國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張由血緣關系連接起來的網。縱橫均是親屬,天下的確安定了幾百年。秦漢以后代之以郡縣制度,漢代有過分封,至有七國之亂,武帝時基本削平藩王。西晉為封建的第三次反動,導致八王和永嘉之亂,葬送了曾經生氣勃勃的西晉王朝。明初諸王系從戰爭中鍛煉出來,個別有軍權,朱棣才能夠起兵直搗京城。在民間,宗法成為聯系家族的紐帶。漢末到唐初盛行了幾百年的門閥制度,基礎就是宗法。中國鄉村中的家族不僅是一個血緣組合體,也是一個社會政治組合體。這個家族的經濟運行、文化建設和傳承、以及各種矛盾的調解處理,都由家族推舉的族長負責,其功能就是一級鄉村政府。而鄉村族長產生的原則居然與國家皇帝產生的原則一樣,即大宗繼承制。大宗就是長子這一宗,按照西周封建的原則,大宗的大宗永遠是大宗,而其余只能每代降一等。皇帝其余子只能是諸侯,諸侯其余子只能是大夫,以此類推。東漢的劉秀說來也是皇家后代,但劉秀屬于小宗,所以到了王莽新朝時,劉秀已經成了南陽一布衣矣。你看,偌大的中國其實也很簡單,所有的人都在宗法之網中生活著。宗法這條線、這張網,不能不影響著所有的人。時至今日,全世界只有中國文化圈里的人有尋根問祖的熱情、有尋祖探源的萌動。孔孟兩家更是家譜齊全,代有人修,連名字都有事先規定。皇帝家族會隨著朝代更迭而衰敗甚至湮沒,民間的大家族如河東裴家卻能夠歷經風雨而千年不衰。在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動亂中,中國文化的傳承主要就靠這些大家族。中原南遷的家族基本上是舉族而徙,先如今的福建土樓就是南遷客家人的創造,一座土樓就是一個微觀的宗法社會。時至今日,宗法線索還時隱時現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
  結 論
  從復雜的文化現象中抽象出一種原則,原本是一種歸納手段。歸納的前提是分析,分析的材料是現象。這樣就完成了一個回歸的過程。中國文化應該有其獨特的邏輯現象,這也是困擾我多年的一個問題。我想,中華文明能夠五千年延續下來,靠任何一個形而下的結論都不能說明白。余秋雨先生試圖從儒家入手,卻忽略了道家,何況還有佛教兩千年的存在。實際上,若論起來,法家對社會進步的貢獻要更大。正人君子們每每提起法家都表示不削,而法家的術與勢正是中國的帝王之術。誠然,歷史不獨是帝王的歷史,毛澤東同志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的真正動力。人民是一個抽象的集合體,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把人民比作水,把自己比作舟,舟自然還是高高浮于水之上。毛澤東同志把共產黨人比作魚,就比唐太宗高明很多。其實若說人民是水,那么所有的人都是水中一滴。如此的話,歷史就沒有辦法寫下去。起碼以往的全部歷史證明英雄與時勢不可分割。去年,我試圖以宗法為經緯來闡釋中國文化的特性,雖不無道理,未必能夠涵而蓋之。中國文化博大而精深,曠古所僅見,即如本文提出的線性原則,也僅僅是一種探索而已。



 
【字體: 】 【打印本頁】 【關閉窗口
--- 其他相關信息 ---
Copyright © 2006-2011 山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
地址:山西省文源巷26號 電話:0351-4167013 TEL:18810223481
云南快乐十分开奖查询 pk10走势图入门 新时时几点结束 双色球国家套路 360老时时开奖号码 3d和值计算公式绝准法 北京pk赛车10官网 pc蛋蛋挣钱 天天棋牌下载 彩96官网 新强时时彩三星开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