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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文化的疼痛與守護
發布時間:2019-01-01 19:55   來源:未知   作者:wh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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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文化的疼痛與守護
 
秦千里采訪整理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8-03-04
   
     “你是做文化工作的,首先應該站在第一線,這是你的天職。文化疼痛了,你要先疼痛。”馮驥才先生對本刊如是說。面對中國民間文化遺產在社會大轉型下的消亡,馮先生的疼痛開始于1991 年。從本能的搶救,到以先覺者的角色殉道般的守護,20 多年來他經歷了怎樣的艱難,又得到多少收獲?無可奈何花落去,他感到悲壯、無奈,卻又無法拒絕時代使命:“總得有人去完成。我們現在做的這個事情,是為了后人。”
 
 馮驥才,1942年生于天津,當代作家、畫家、文化學者。現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專家委員會主任,國家傳統村落保護專家委員會主任,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與教授。
 
 早在上世紀90年代,馮驥才就投入城市歷史遺產保護工作中。2002年,他倡議并啟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發起對“中華大地960萬平方公里56個民族的一切民間文化進行盤清家底的搶救”行動,組織民間學者和工作者對木版年畫、剪紙、雕塑、唐卡、羌文化、口頭文學等各民族及地域的民間文化遺產進行全面普查與整理,編纂和出版了大量非遺文化檔案,挽留了無數珍貴的文化遺存,并協助政府將重要非遺列入國家名錄。同時呼吁國家設立文化遺產日、傳統節日放假、除夕放假等,都得到國家的采納。2012年倡議國家緊急保護古村落,同年國務院由此確立了七部委聯合進行的“中國傳統村落保護項目”。
 
 
 
 采訪時間:   2018年2月5日
 采訪地點:   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
 馮驥才    口述    秦千里    采訪整理
 
縱橫:是什么機緣促使您開始民間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的?第一次保護行動是在哪一年?
 
  馮驥才:90年代初我畫了一批畫,我在這些畫里放進了自己一些新的想法,我很想給人們看看,就到六個城市巡回展覽。在上海展覽的時候,和《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幾個記者朋友一塊兒去了周莊。
 
  到這個村莊一看,900歲生日過完,已經恢復平靜。這是一個原汁原味的老村莊。因為是冬天去的,地上濕漉漉的,苔蘚還有點綠,房頂和橋欄上都有苔蘚。那天下著霧,站在橋上,可以聽到空中有鳥飛過,橋底下有船劃過的聲音。我在那兒站著,就跟夢一樣。這時我看見遠處一座小小的房子,在河邊,很美。當地人跟我講,這是柳亞子的“迷樓”。柳亞子當年跟沈鈞儒搞南社,常在這里聚會,交換進步思想。一個寡婦帶著一個女兒,在這兒開了一個茶樓。
 
位于周莊的柳亞子的迷樓 
 
  他們說,你很幸運,這個房子你要不看的話,很快就要拆了。我問為什么要拆掉呢?他們說現在周莊人都把自己在當地的老房子賣了,賣了以后把木料拆下來,在鎮外找一塊便宜的地蓋新房,人們都這么干。這個迷樓店主也想把房子賣掉。我問賣多少錢?他們說不貴,也就幾萬塊錢。我當時一聽就有點著急。這是很自然的,在沒有經過什么思考的情況下,就是一種很自然的感情。我跟朋友說,這個房子我買了吧,我的畫正在上海美術館展覽,有人要買畫,我說我不賣畫,但為了這個迷樓,我愿意賣一幅畫。一幅畫可以賣幾萬吧,賣了之后我把錢給你們,你們把這房子買下來,作為《文匯報》接待客人的地方。回到上海,我就把一幅畫——《太白詩意》賣給了一個臺灣人,賣了多少錢我忘了,反正是幾萬塊錢。
 
  錢給房主以后,他說賣低了,得賣15萬。我說好,我再賣畫。但是還不行,賣主又要30萬了。當時30萬可是非常高的價錢了,90年代初房價這么高是很離譜的。這一來我就跟他較上勁了。后來當地的負責人跟我講,馮先生你放心吧,這個人不會賣這個房子,因為他也知道這個房子有價值。就這樣,迷樓給留下來了。去年我這兒的一個攝影師還去迷樓給我拍了幾張照片。
 
  這是我的第一次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盡管我還沒有付錢,但是開始做了這么一件事,這是1991年12月份的事。
 
  縱橫:保護周莊的迷樓是個很美的故事,聽說您緊接著又賣畫給應昌期先生,修繕了唐代詩人賀知章的祠堂?
 
  馮驥才:1992年3月,我回老家寧波辦畫展。展覽期間,當地政府說,馮先生,在月湖邊上有一個特別好的房子,是賀秘監祠,唐代詩人賀知章的祠堂,政府想把它改造好以后交給文聯。如果你整個修繕了,這房子就給你。修繕費用大概需要20萬塊錢。
 
當時如果沒有那20萬塊錢,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到那兒一看,覺得非常好,很有味道。房子后邊臨著湖水,有一個小院子,格局很好,典型的徽派建筑,就是馬頭墻的這種。我說這樣吧,我正好在辦展覽,就把我展覽中6尺對開的大畫拿出五幅賣了,4萬一幅,賣了以后錢給寧波文聯。他們說行。沒過兩三天,臺灣著名企業家、應氏圍棋計點制創始人應昌期來了。他一看,特別喜歡一幅《老夫老妻》的畫。這是我的一個典型題材。“文革”期間,我的生活很難,我跟愛人一起住著一個很破的房子。有一天我畫了一幅畫,一片風雪飄飄的樹林,一棵大樹里邊藏著一對小鳥,我說咱倆就像風雪里邊的兩只小鳥。1976年地震,我們家房子塌了,那幅畫還掛在墻上,我就把它摘下來了,這幅畫對我有特別的意義。我對應先生說,那我給您重畫一幅吧。畫完以后拿給他看,應先生說,這就是我跟我妻子的一輩子,我們經歷過很多艱難,特別有感觸,我要了。當時他掏了10萬塊錢。很快這幾幅畫就賣完了,籌到20萬塊錢,把賀知章的祠堂修繕好了,交給了寧波文聯。現在我每次回到寧波,必到這兒去一趟。
 
  這都是我文化遺產搶救的前因。我找到了一個方式,就是賣畫。
  馮驥才與臺灣著名企業家、應氏圍棋計點制創始人應昌期先生合影
 
 
  縱橫:這兩件事情干得漂亮,可以說是源自一個作家和畫家的內心情感而觸發的本能的行動。90年代中期,天津進行“舊城改造”,您又挺身而出,留下一個老城博物館。聽說還“冒犯”了李瑞環主席?
 
  馮驥才:1994年,天津報紙忽然發了一條新聞,說是天津城區要進行舊城改造。天津有600年的歷史。1404年明成祖朱棣把首都遷到北京之后,天津建的城。它的文物非常密集,非常多。雖然義和團運動的時候,八國聯軍把它炸得面目全非,但是一些好的東西還在。
 
  當時老城里的人民生活條件很差。這城五六百年沒有人修,一代代人住在那兒,房子都是磚木結構,很容易爛,很容易壞。政府要改造,我覺得是出于好意。但是這城里邊還有很多珍貴的東西。
 
  有一次開政協會議,我跟李瑞環主席說,有一個不好的詞,叫“舊城改造”。如果說“老城改造”,我們起碼還知道這老城里還有好的東西,但“舊城改造”呢,首先想到的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而且“改造”都是針對不好的東西而言的,例如知識分子改造、勞動改造等。如果說“老城修繕”就好得多。李瑞環說,“舊城改造”這詞是我發明的。當時那可是大會,四百多人啊。我跟李瑞環說:“冒犯了,主席。”李瑞環就笑了,說:“你這話是對的。當時我們沒有這個覺悟,我們想解決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問題。你們現在這個觀點是對的。”瑞環的氣度我是真心佩服的,他是我的老市長,跟我們文化界的感情很好。后來我在天津做了很多事情,他都是支持我的。他甚至跟天津市長說,你們要聽聽馮驥才的意見。
 
  縱橫:在搶救天津老街——估衣街時,您跟市里面直接叫板,過程十分激烈,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您以民間文化遺產保護者的嶄新形象進入了公眾視野。這個時候,在文化遺產搶救上,您已經相當自覺了吧?請您講講這個過程。
 
  馮驥才:1999年快到春節的時候,我們想在天津最老的一條街搞一個元宵晚會。這條街叫估衣街,后來叫文化街,天津市重要的商業鋪面都在那兒,有謙祥益、青云棧、瑞蚨祥等老字號,鋪面都非常漂亮,有點像北京大柵欄,有700年的歷史,比天津城還要早,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衛。
 
  就在我們要搞活動的時候,忽然看到公告,估衣街都貼滿了,說要在一個月之內把估衣街拆掉,所有的店鋪停水停電。我就跟市里邊提意見。
 
  說句實話,估衣街的保護在當時是非常難的,后來爭論得很厲害。
 
  保護估衣街,我也是不顧一切。市委書記張立昌很不高興。估衣街上有個天津總商會老建筑,是中國僅存的五四運動的遺址,是周恩來和鄧穎超演講的地方。當時天津學聯副會長馬駿組織學生運動,讓總商會也行動起來,可商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罷市,馬駿就拿頭撞了總商會戲臺的柱子——后來拆的時候沒人知道這柱子的歷史,我花200塊錢很便宜就買下來了。這個柱子是一代青年人的熱血。我當時建議把總商會留下,同時把謙祥益、青云棧、山西會館都留下……我提出各種方案,他們都不接受。
 
 后來張立昌來文聯開座談會,我們文聯的書記提前跟我打招呼說:“你不要再提估衣街了,因為張立昌在市里開會的時候當面跟我說了:這估衣街是你們文聯管的嗎?”可是在座談會上我不能不說,我還是說了。我說,估衣街是重點文化保護單位,是木結構的房子,現在停水停電,如果一旦失火,誰負責任?不能停水停電,估衣街是必須保留的。我態度很堅決,但說得很平緩,也沒有火氣,我講我的道理。在道理面前他們都沒詞兒了,誰也沒出聲就散會了。
 
  說完以后,郵局就找我,說我們支持你,咱們出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把估衣街最后記錄下來,留個紀念。我寫了一些對聯,做了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準備在估衣街上的郵局發行,我簽名。可是報社不給發消息,因為他們已經接到通知:這段時間關于馮驥才的各種保護行動不許報道。我被“封殺”了。正好這時天津電臺在做一個關于消防大隊的節目,這個消防大隊是我們文聯經常采訪的單位,他們請我去講話,結尾時他們問馮先生最近在干什么,我說在做一套珍藏估衣街的明信片,幾月幾號我們將在估衣街郵局發行,希望大家來,東西很珍貴。估衣街郵局是天津市最老的郵局之一,現在還保留著最老的圖章,我說非常值得去。
 
  到了那一天,我去了,一看估衣街郵局門口貼了一個公告,說那個地方要拆了,房子不安全,誰也不能進。當時我就決定在估衣街街口的另一個郵局搞,老百姓就跟著去了。
 
  那個隊伍排了有三條街,正好那天相聲演員牛群在天津,我說牛群你幫我一塊簽名去,我倆簽了三個小時的明信片。簽完名以后,我很激動,就到估衣街街中心拉了幾個木頭箱子,站在箱子上講估衣街的歷史。我說我們要愛惜我們的城市,這個街拆走的時候,好的東西必須留下來,要給城市留下來。
 
  之后,市里邊請我和一些專家、政府相關部門人員還有開發商在市政府開了個會,王德惠主持。他說,市里決定要用保護性的辦法來解決估衣街的開發問題,叫保護性開發;估衣街六個珍貴的建筑要保留下來。還說,開發商幾乎犧牲了幾千萬的利益來支持市里這個活動。之后他點名讓我也說一說。我說,德惠市長講的保護性開發很好,這證明我們政府有文化的眼光,開發商當然應該支持;但也不能說開發商犧牲了幾千萬,你要拆天安門不讓你拆的話,你能說犧牲了幾百個億嗎?后來估衣街流傳一句話,叫“馮驥才加上謙祥益,××(開發單位)損失一個億”。有人提醒我說,馮驥才你小心啊,你叫人少賺那么多錢,小心有人拿磚拍你。會后我特別高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支持此事。
  馮驥才在被拆掉的青云棧前留影
 
  此后不久,法國科學院的人文基金會請我去法國,他們知道我在做城市文化保護,希望我跟巴黎的城市規劃學者、建筑學家、藝術家見面,同時也讓我看看法國的古典建筑到底是怎么保護的,城市是怎么保護的。在法國,我了解到雨果、梅里美、馬爾羅他們關于城市保護的許多觀點,了解到他們上世紀60年代的“文化普查”和文化遺產日,對此我做了很多研究。
 
  在法國待了還不到一個月的時候,我忽然接到一份傳真,是估衣街的店主集體發來的,每個人都簽名蓋了章。大概意思是說,在我走了以后,他們說趁馮驥才走了,趕緊拆,結果就拆了。我當時沒想到會這樣,政府不是說要“保護性開發”嗎?政府說定的還會不算嗎?我托熟人去打聽,結果他們告訴我確實拆了,政府答應不拆的那幾座建筑也開始拆了。我還托人找王德惠,也沒有消息。我很著急,很快就踏上了歸程。回到天津第二天我就到了估衣街,到現場一看我就傻了,整個估衣街一片平地,全是廢墟,全拆了,到處都是鏟車、吊車。原來說的那六個建筑,只剩謙祥益的一個門臉,它的另一半也拆掉了,像青云棧、山西會館、總商會也全都拆掉了,一片瓦礫,什么都沒有了。
 
  我當時嘩地一下眼淚就流出來了,情不自禁地哭了。面對北京記者的提問,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最后只能喟然長嘆。
 
  后來,有一次我跟海南省委原書記羅保銘一起吃飯,他跟我說,你的“封殺”被解禁了。我說怎么解禁了呢?他說,瑞環回來了,把張立昌和李盛霖叫去了,說他們做得不對,馮驥才的話是對的,他們應該聽。
 
 
  2012年清明,馮驥才自豫至晉察看古村落,行至長治謝家大院時有感而發,書此詩作
 
 
  本文刊登在《縱橫》2018年第3期。由于篇幅關系,轉發時作了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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